一个种庄稼一个植树木也谈通讯报道与报告文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我接触不少的朋友，有写作才情，有追求信念，也很勤奋。他们在撰写报告文学之前，以为与这种写实文体算是 近亲 ，几无隔阂。但真正写起来却发现两者颇有一些不同。由此我想到一个老问题：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两种文体之间界线模糊，不易区别，往往将不少青年和学写报告文学的朋友带入误区。老问题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10月15日，《光明》 文学评论 版刊发了李朝全先生的《参与报告文学创作的空间》，谈及了两者的异同，我想再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浅见。

探寻真相与实地考察：共同的追求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最大的相似点就是都不允许虚构和编造，必须在真实人物与事实的基础上完成写作。

工作者与报告文学作家，其敬业本质也很相似：坚持科学理性精神，反对愚昧盲从，弘扬赞颂真善美，鞭挞批判假丑恶，还要勇敢地揭示事实真相。美国《华盛顿邮报》两位，对 水门事件 进行不懈的探究，四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最终将真相公之于世。民国时期，范长江行程万里，写出《中国的西北角》。此类行动，与报告文学作家几乎没有区别。

与报告文学作家进行采访调查，都将面对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探寻真相是共同的追求。新华社杨明采写《足球黑哨》，我写《马家军调查》，开笔之前，都是如此，真相越是未知，越让人穷追不舍。进入卧底状态，纪实作家亲临现场体验，行为一致。即便是写作历史题材，和作家也强调实地考察。而且，读者在阅读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时，也都把这类文章当作真实可信的文本看待。

土特产与舶来品：历史渊源的不同但是，这两种文体之间还有着更多的不同。就像兄弟俩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营生变了，老大种庄稼，打下粮食保人活命，老二植树，培育木材供人建造。他们的劳作功能都很重要，产品用途却大不相同。擅长收获口粮的，不一定能够种好树。

从历史上看两者就不是一回事。中国文字诞生 000多年，一直没有催化出专业，如果一定要拿纪实文体向上追溯，则可以追到太史公那里。司马迁通过采访写了《史记》，沈括根据调研写了《梦溪笔谈》，而表达孔子思想情感的《论语》，与今天的 口述实录体 有点类似。种种古代文艺作品也大多基于写实，唐诗的副标题或曰小序，都说真事儿。《西游记》里写玉皇大帝，还是照搬现实生活。

而中国近代业即现在常说的 媒体 ，是清朝晚期才从西方传来，到民国年间得以发展。如此说来，如果报告文学写作照着古人学习，照着传统文化寻觅灵魂，可能还是一条正道，也是一条近道，照着西方报道去学习，反而绕远了。

因此，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媒体日趋发达，报告文学也不断走向成熟，在报告文学业界基本上不再倡导作品的性，而以 现实性 代之。也就是说，写好报告文学，更需要加强文化准备而不仅仅是作好准备。思想文化准备结合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影响着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刻转变，其中的性明显退位，一直退到报刊、电视和络背后去了。就性而言，报告文学呈现劣势。

职务使命与个性追求：现实使命的不同在现实使命上，多数通讯报道的写作，动因来自单位的安排，完成作品后要经过程序化审核，最终在自家媒体上与读者见面。这就是说，写作通讯报道往往是单位的职务行为。相反，报告文学作家多属个体劳动，提倡自我体验和独立思考。即使是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其创作也属于个体性质，写作相对自由。

一出门就有了特定身份，代表着所属媒体，采访内容多以业务为主体，或表扬或批评。而报告文学作家与采访对象打交道，并不具备特定媒体身份，只是一位个体探访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猎采访内容非常广泛，从行政公务到个人成长，从事实行为到思想履历，没有一定范围，谈得越深越好。作家总是问了这个人，又问那个人，先探究一个侧面，又佐证另一侧面，反复质疑，多重多义。半个真相不满意，整体真实是追求。开写后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达主观倾向，作家主体意识至上，创作主题不一而足。简单说，通讯报道负载职务使命、体现媒体意志，报告文学强调追求个性、书写作家情怀。就创作深度而言，报告文学呈现优势。

突进与沉潜：采访方式的不同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作者通过采访获得第一手材料，然后动笔，这是相同的。但是，采访的具体方式却有不小的差别。在多数情况下，常以问答方式突进采访，采访对象正在进行中的表面化行为、只言片语，处处重要，皆可入笔。通讯报道先天需要 见异思迁 ，不停地适应新生活、新任务，匆匆完成一档稿子，可能就被又一档覆盖。、，重在一个 新 字。好的素质正是迅捷、敏锐、干练、杂学。

而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前进行采访，除紧急情况外，恰恰不会满足于简单的问答，也不乐意仅仅采访一两次就匆匆动笔。好的作家对恒久不变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奇异突变之事均不轻视。解读奇异大事突变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视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写作中更看重矛盾从积累到爆发的全过程，希冀着将事物的内在规律加以总结。有的作家甚至长期钻在行业内部不出来，比如徐剑在二炮部队写 导弹 ，李鸣生在国防科工委写 原子弹 ，他们恐怕这辈子也出不来了。他们宁愿坚守一种生活方式，把自身变成与作品同生共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终生追念那个行业，热爱那片土地。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为了写好朱德生平，先于19 7年上半年留驻延安，与朱德等领导人建立深厚友谊。而后，朱德前往血火硝烟的山西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紧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从陕北东渡黄河，随朱德转战雁北和太行山区，风餐露宿，驰骋沙场8 天。她有时与朱德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有时在一旁冷静观察朱德言行。她说：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谈，可以跟他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儿。 最终完成了《伟大的道路》这部作品。你看，史沫特莱的采访，注重过程而不重结果。这时，报告文学作家已经近乎于一名专业同行，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放大了的 与 文学报告 ：立意与构思的不同通讯报道的写作必须在短期内交稿。报告文学则有时较快，有时较慢，快些更好，慢也无妨。一些作品需要多年磨砺才能完成。有时写出作品当下很难发表，只好等待。我写完《太行山断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转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广东发表；《马家军调查》等了三年始发。此类现象在报告文学业内屡见不鲜。

写作通讯报道，普遍偏短怕长，写作报告文学，普遍偏长怕短。擅长万字以内写作，构思总会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还是写不好短篇纪实，又是构思长篇习性泛滥的惩罚。重视这一差别的要义，在于提醒青年朋友们注意：两类文本的立意与结构大不相同。一般来说，通讯报道不需要以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去谋篇布局，而优秀报告文学却必须运用文学艺术的立意和结构方法，努力追求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通讯报道旗帜鲜明，直奔主题，报告文学色调复杂，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题反而简单化了。以撰写体育题材为例：通讯报道为满足读者阅读饥渴，常常强调运动员特征特色，重视技战术分析，褒贬教练员业务能力，突出比赛结果；报告文学更重要的是挖掘赛事背后的故事，追问体坛群体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的人生命运，揭示读者百思不解的矛盾冲突，拓展深层内涵，升华人性主题。我写过几部有争议的体育类作品，都是一个指导思想：书写体坛却要超越体坛，重在体育比赛之外的悲喜剧。引发争议促进读者思考正是好事，只要对大局有利，对错都不是关键。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报告文学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通讯报道最终归入了范畴，报告文学最终归入了文艺范畴。有一些所谓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内容丰厚。但作者和盘托出的是一堆芜杂素材，忽略了文学艺术 以人为本 的凝练提纯之立意，放弃了主题思想的开掘提升。最近一部反映长治工厂导致漳河污染的报告文学，效果正是这样，报告了一篮子蔬菜原料，还不是成品佳肴。

通讯报道以 放大了的 立意构思，写好一档大，有意义有难度，颇不容易；而报告文学则是 文学的报告 。报告文学除了 非虚构 这一特征不可违背，其余各方面理应遵循文艺作品的标准。不少的作品就忽略了艺术性结构，忽略了线索、伏笔、悬念，忽略了人物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发的人生命运，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联系，忽略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语言。一句话，尚未重视文学艺术的力量。

陌生化与通常化：语言运用的不同没有作家对语言的掌控运用，文学作品根本无从诞生。文学作品好不好，头一条要说语言好不好。无论是情节叙述还是人物对话，全靠作家呈现语言之功。

作家运用个性化语言，运用共性化语言；作家运用文艺化语言，运用化语言；作家运用陌生化语言，运用通常化语言。

例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这个说法，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熟练运用无妨，作家却不宜这样说话。是否可以这样写： 那年，你上县里开会回来，咱村就分了地。 同样表述了 三中全会以后 这层意思，又丰富不少。

可以肯定的是，从出身成为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到底要比别人容易许多。中国报告文学队伍有些老化，需要大批年轻人的加盟。如果注意了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的本质区别，许多优秀都可能进入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行列。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报告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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