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散文清浊人生九

国民党元老于佑任不但能诗擅书，而且刚正不阿，他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为民呼吁不遗余力。

1944年，于佑任太岁头上动土，出面弹劾“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蒋介石自然出面庇护。于佑任说：“一只蚊子，一只苍蝇，一只老虎，只要它有害于人，监察院都给它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专管大的而不管小的。”但他的宏愿屡屡遭到反对，这次弹劾又失败了。于佑任愤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同时决定由重庆移居成都。

当时日本侵略军正步步深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于佑任觉得看不到什么光明。离开重庆之前，他提着灯笼去见蒋介石，而且是大白天。蒋介石明知其故，但佯装惊讶。因为，对于这位党国元老，蒋介石也有些无可奈何。

1964年11月10日晚，年迈的于佑任已是弥留之际，长期担任监察院秘书的杨亮功教授前往荣民总医院探望。

于佑任当时头脑清楚，但已不能言语。杨问：院长还有什么话要说？于佑任伸出一个指头，杨百思不得其解，就让他用笔写出来，可是于佑任的手颤抖不已，根本写不了字。接着，他又伸出三个指头，杨更不解，只好说：等你身体好些时，我再来吧。不料，未及二人再见，于佑任便辞世了。那两次伸指头，竟是他的临终遗言。后人从于佑任到台湾所赋诗词的内容中去猜测，认为于佑任遗言是这样的意思：等祖国统一后，将他的灵柩运回故乡陕西三原安葬。

董必武写诗颂任锐

全国解放不久，任锐病逝天津，董必武闻讯写诗颂扬：

一、五十年来变故多，人生甘苦味如何？

夫死毒谋儿战殁，身逢胜利染沉疴。

二、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

即今此事初如愿，况复芝兰秀有春。

三、革命儿意爱不赊，群呼孙母老妈妈。

慈祥恺悌流风远，春日坟前共献花。

可见董老对任锐评价之高。任锐是河南新蔡县人，出身书香之家。父亲任芝芳是逊清举人，同盟会员。老教育家任芝芳的耳濡目染，是任锐后来参加共产党的基础。任锐的丈夫孙炳文烈士，1922年入党，周恩来、朱德的亲密战友，毛泽东的老相识，1926年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黄埔军校主任教官。1927年4月，孙炳文去武汉途经上海时，恰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而被捕，后被秘密杀害于龙华。任锐为失去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而悲痛万分，

奋笔写下悲壮的诗篇：

儿父行前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从此，任锐继承丈夫遗志，坚持斗争，为党工作。19 8年春，任锐辗转到了延安，她不以老干部自居，主动要求到抗日军政大学，同早在那里学习的女儿孙维世同窗共读，大家都亲昵地称任锐“妈妈同志”，以至“妈妈同志”的美名传遍了延安。任锐历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五保育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党为了照顾任锐生活，规定她吃小灶，她却依然吃粗粮、啃咸菜，把节余的津贴，买来糖和鸡蛋，送给有病的孩子吃。她说：“照顾下一代，比我更重要”。她穿的军服补丁整齐，却每次都退回了发给她的新军服，并说：“前线的同志比我更重要”。

任锐同志艰苦朴素，坚持为党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欧阳山尊弃工从艺

欧阳山尊是蜚声中国剧坛的戏剧家。50年代，他导演的《带枪的人》至今为人们难忘。人们一定会认为，他是欧阳予倩的儿子，从事艺术是家庭影响，然而并非如此，他原本是立志实业救国的，后来因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才从艺的。

欧阳山尊1914年生于湖南浏阳，自幼过继给伯父欧阳予倩。欧阳予倩下决心，就是讨饭也要供儿子上大学，学什么，由山尊选择。19 1年山尊拟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不久又随父到广州，改入广州国民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因政局变化，回到上海。这时发生“一?二八”事变，无法上学，只得到杭州电厂学徒，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自学美国安西国际函授大学的电机讲义。终于，他又在19 年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学数学系。“命该如此啊！”他笑着谈起去考交大时，突因上吐下泻，在第二天未能应考的经历。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副主席要他到新华社总社当

，地点由他挑，他选中了东北。到哈尔滨不久，负责军工部的何长工发现了他，要他搞军工，山尊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后来，他接管了汽车厂，任副厂长兼总支书记。因为要给四野检查汽车，他到了北京，中组部突然找他谈话，要他留在北京搞文艺。山尊执意不肯，他拿来父亲的亲笔信：“我对小儿搞工，并无异议。”中组部只得又放他回了沈阳。

1950年，欧阳山尊被调到北京任燃料工业部直属机械制造处长。不久，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找他谈话，要他搞文艺，并说是组织决定，不能讲价钱，山尊于是放弃工业，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

许光达不当大将

1955年9月10日，评衔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彭德怀当众宣读了许光达第三次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打的报告，该报告再次重申了自己不当大将，坚持让衔的主张。彭德怀读完报告，拨通了许光达的，劈面就是一句：“你是怎么搞的嘛？”许光达说：“给我定大将，太高了。”“高么子嘛，我看不高！”许光达说：“我给主席和军委的报告……”“报告我看过了，三个字：不同意！”许光达说：“彭总，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中央也是深思熟虑过的嘛！是你许光达的‘深思熟虑’大，还是中央和主席的‘深思熟虑’大呀？”彭德怀不由分说挂上了。

此事惊动了毛主席。在中央军委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手中举着许光达不做大将，要求降衔的那份申请书高高一扬，并伸出一根手指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接着，毛主席又用他浓重的湖南乡音念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中央军委一致意见不批准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仍授予他大将军衔。许光达迫于组织纪律接受了衔级，但最后坚持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

王树声拒迁“宅邸”

王树声由湖北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后，组织上决定为他修建一幢住房。王树声看过计划后，认为标准过高，并提出了他的建房意见：住房盖成一般的平房，不要单独院落，不要森严警卫，屋内陈设只要一些必须的家俱便可。住房修好后，一些亲人和战友看了都感到不可理解，但他自己却感到很满意。

60年代，由于总军械部建制的撤消，王树声的住房产权也归另外一个单位。因此，有关部门决定为他重找地方，另建新居。

一天，王树声去看城建部门为他划定的建房地点，那是西城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宇，环境相当幽雅，王树声感到很满意，但当他得知这里原是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时，就摇起了头：“这有违我党的宗教政策，还是麻烦你们再重新选一个地点吧！”

几年以后，有关部门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而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时，又连连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早晚还是要把人家请回来的！”不久，有关部门又在玉渊潭附近为王树声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静、风光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看后非常满意，但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时，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就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

就这样，王树声在进京时修建的那座住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与世长辞。

陶铸、彭德怀与亩产百万斤番薯

1958年夏，大跃进的锣鼓惊天动地。一天上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接到番禺县委报喜，说他们用月光花嫁接番薯的新技术，创造了亩产百万斤番薯的新成绩，请陶铸同志前去验收。陶铸紧皱双眉，决定亲自前往。汽车开到地头，却不见地、县委的领导人，只有一个青年。

“番薯在哪儿？”陶铸问。

“送粉厂加工去了，”青年答。

“番薯藤哩？”陶铸再问。

“回田，沤肥去了。”

“番薯田总该让我们看看吧？”陶铸紧逼一句。

“呶！就是眼前这一块呀！——刚刚犁过，我们要抢时间，种越冬作物呵！”那青年装模作样，振振有词。

“你们不是打，要省委领导前来验收吗？”“可惜，你们来晚了呀！”陶铸再也听不下去，气呼呼地招呼大家：“走！”

回到广州，陶铸立刻找来县委负责人，质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公社干部看见人家天天报高产，天天放“卫星”，他们便把好多亩地的番薯挖出来，堆成一堆，再把番薯用土埋起，说是一亩地的产量，并请上边的领导人前来参观，连在从化温泉休养的几位中央元老也都请来了。几位老人信以为真，立刻做诗、填词，表示祝贺，并在报纸的副刊上刊登出来。

这一来，参观的人蜂拥而至，连彭德怀元帅也来了。——彭总看出破绽，反问他们：“你们的番薯，比解放军的阅兵式排列得还要整齐，怎么长得呀？”彭总批评了县委，要他们立刻“收摊子”，不要再骗人。这时，县委已经给省委打了报告，得知陶书记要来，慌了手脚，命令公社干部马上把番薯搬走，而且连番薯藤也不准留在田头，还要公社马上把番薯田犁过。

陶铸同志了解了真相，立刻给陈毅元帅打：“陈总，那块亩产百万斤番薯的消息不真呀！你那首诗，不要发表了呢？”

“今天的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呀！”陈总不胜遗憾地说：“喏，彭总拿着报纸，找我算帐来了，他正在说我，上当受骗了哩！还要我通知你！”

刘少奇蹲点

1961年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湘潭、宁乡三县蹲点调查，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一切轻装简行，总计44天的调查，他 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11个生产队，具体解剖了6个生产队，找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写出数十万字的调查笔记。

刘少奇下乡的第二天来到宁乡县东湖公社玉家湾生产队，当时天上下着大雨，刘少奇心情沉重地看完一个徒有其名的万头猪场后，一脚踏进一间空饲料房，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屋里潮湿阴暗，到处是蜘蛛，墙壁上已斑驳脱落，歪歪斜斜的门窗敞开着，而这就是一位国家主席的“下塌”处。还有一次，刘少奇从炭子冲老家步行5公里到他姐姐住的赵家冲，走到一个小山坡上，发现一堆已经风干的人粪，就特意用脚踩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结果粪里多是粗纤维，一看便知是野菜吃得多、粮食吃得少的缘故。

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了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宁愿住猪场、踩人粪，显得何其难能可贵！这种心系于民，事观于微，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求实态度和朴素作风是任何一个“公仆”都不应该丢掉的。

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期间，还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讲话：“社会主义时期的调查研究要比民主革命时期困难得多，因为各级干部大多护短、保荣誉、保乌纱帽、求表扬、求晋升、求提级，自己不反映情况，还压制群众，破坏民众，封锁真实情况……根据虚假、浮夸的材料作决策，结果差之毫厘，失之万里……要掌握真实情况，最好是一杆子插到底，直接向人民群众作调查，让人家相信你，愿意向你讲真心话；要善于体察群众的情况，去探求群众的真意……靠听汇报、看报表来下决心、作指示、领导工作的人和事，危险得很，长期如此，不加以改变，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要灭亡。”在封建官本位思想犹存的今天，重温刘少奇同志这段话无不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柳青不忘根本

柳青《创业史》一炮走红，成为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受到了苏联领袖斯大林的亲切接见。

各级党政组织都千方百计照顾柳青的生活，柳青从北京回到西安深入生活，得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亲切关照，组织上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专拨一辆中吉普供他使用，并选派得力通讯员照顾他的生活。组织的关怀使柳青深受感动，但是柳青认为，我是人民的作家，永远不能离开人民高高在上，绝不能带着通讯员坐着中吉普去农村体验生活，所以，柳青毅然谢绝小车和通讯员，自己提着行李，搭上顺路的马车，有说有笑地从西安来到了长安县的皇甫村，一头扎进群众堆里，老乡们都亲切地称他“老柳”。

还有一次，柳青去北京开会，他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黑色对襟袄，脚上蹬着一双毛底黑绒布鞋，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他坐在卧铺车厢埋头看书，查票员查票时，票正好在随行同志衣袋里，而那位同志又恰巧去了餐车。“一定是混上车的，拉出去！”几个

乘务员一拥而上，将柳青拉出了卧铺车厢。

随行同志回来后不见柳青，急忙到处寻找，并喊着“柳主席、柳主席”（柳青当时是省文联主席），那些乘务员一听，以为是刘主席刘少奇在车上，便急忙准备酒宴，要赔礼道歉。一帮人找到柳青后不由分说又把他拥进了餐车，看到大家诚惶诚恐的样子，柳青说：“别害怕，我不是刘少奇主席，我是陕西长安县的一个老农”。说完离席回铺。那些以貌看人的乘务员们，惊得目瞪口呆。

共 497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清浊人生故事精彩，许多趣闻轶事至今成为美谈。拜读秦力先生的作品，获益匪浅，推荐共赏！【：航帐】

1楼文友：201 -0 - 1 2 : 0:47 前来学习了。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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