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阮义忠在书房搭配

阮义忠在书房。在电脑前工作的是太太袁瑶瑶，阮义忠称她是“一辈子的眼和手”。

除了黑胶唱片，阮义忠最爱收藏的就是老相机。墙上的画是阮义忠最出名的作品《人与土地·归宿·旭海》，陈丹青曾称赞它出自“上帝的手”。

高中时期，阮义忠在课堂上给《忏悔录》画的封面。他认为自己的画很抽象，属于超现实主义。

最感动阮义忠的摄影作品，是这张尤金·史密斯的《智子与母亲》。

卧室里，阮义忠收藏了一整套复兴书局出版的红色硬书皮世界文学名著译丛。

阮义忠

1950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上世纪80年代末到9普通会员开放公众预约5Phone高通四核版工程机0年代初，编著《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两书以及创办《摄影家》杂志，使得中国当代摄影接受了一次大规模的西方当代摄影洗礼，他因此被奉为“摄影教父”，陈丹青称其为“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布道者”。

阮义忠有三处书房，他几乎每周都要在这几处跑一圈。所到的这间书房，位于新北市新店碧潭河岸边的一所高级公寓。窗外视野极为开阔，既可见日升月落，又能感冬暖夏凉。阮义忠买下这套公寓，主要是因为附近的慈济医院。自2000年以来，阮义忠和妻子袁瑶瑶大部分的心力都投入到慈济的公益事业。

书房不增强安全监管工作的计划性和有效性大，进门后两边均是厚重的摄影集，而且大部分是国外出版的。为了能承受摄影集的重量，阮义忠特意请人设计了靠墙的巨型书架。但阮义忠的阅读史跟这间书房呈现的表象很不同。从初三到高中毕业的四年时间，阮义忠无时无刻不在阅读哲学、文学书籍。“几乎都是在那段时间读的书，尤其是旧小说，影响我最大。”他说，《巴黎圣母院》的驼子、约翰·克里斯多夫、《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佐西马神父，至今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台北是个极为潮湿之地，阮义忠搬家时总不忍心丢掉那些发霉的文学、哲学书。但想想还是算了，“还是可以买回来的。”只有摄影集一路跟随着他，因为很昂贵。近些年来眼力出了问题，阮义忠很少再读厚重的名著，他连声叹气，“不知道为什么，《源氏物语》都读过，却还没有缘份读《红楼梦》。”对那些未读的好书，他说心里惭愧得要命。

为人性的世界着迷

阮义忠的阅读史开始得早，“自识字起，便开始读家中的日文书，那时的日文书几乎一半是中文字。”青春期的他也读过琼瑶、三毛等的通俗小说。

但那些阅读没有烙下深刻的记忆。直到一天，阮义忠来到宜兰县城一家叫“兴中书籍”的书店，“要找一本不大容易读的书，以消磨时间。”他买下了罗素的《数理哲学》。

“怎么会有那么形而上、抽象的文字世界！”阮义忠从此沉浸于抽象的哲学思考中不能自拔。第二本书，他觉得自己找对了：“《蒙田散文集》，有情趣又深刻的人生哲理。”之后，阮义忠几乎把整个宜兰县书店的书都读了一遍。

阮义忠喜欢对人性有深刻剖析的文学作品。问他最爱谁的书，他想都不想，“当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极顺溜地说出一连串陀氏的作品名称：《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白夜》、《白痴》、《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在不同环境下挣扎和交战，你可以透彻地看到他们‘人性’、‘兽性’和‘神性’之错杂交织。”

实际上，阮义忠最喜欢的事情不是摄影，而是画画。学生时代，老师在讲课，他在下面阅读、画画。“我很爱惜书，如果书的封面觉得不够好，就重新画，再把它们包起来。”他至今保留着一张在1968年的高中课堂上为《忏悔录》所画的“新封面”。“《忏悔录》里有人类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诚实。这本书像一面镜子。”

他最疯狂的阅读时间是三年服兵役期间———在捧着枪卧倒等下一个命令的几分钟内，也从口袋里掏出书。“当兵是最荒谬的事情，还要‘反攻大陆’，太荒谬了。”这种荒谬感，来自他的独立思考，“大陆那么大，台湾那么小，怎么可能成功？”面对这样的荒谬，阮义忠只好逃到“超现实主义”的诗歌世界，“那时特迷西班牙的罗卡（即洛尔迦）。”

阅读甚至让他找到理想。他读余光中翻译的《梵谷传》（“梵谷”为“梵高”在台湾的译法），看到梵谷竟然可以将所有的苦难、煎熬转化为最动人的图像，从此决定要走艺术的道路。据说台湾文艺界不少人受到《梵谷传》影响。而那些对人性的理解，也渗透到阮义忠之后的艺术创作中———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择，“他还是选择了温暖和爱”，以及托尔斯泰的“为他人而活”。

书是了解大陆的最好渠道

阮义忠欣赏的摄影大师，包括布列松、安德列·柯特兹、尤金·史密斯，都是这种风格———“肯定人性好的一面”。他珍藏着布列松的《中国》，“对大陆和台湾都很重要的一本书”。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在阮义忠看来是摄影的真谛所在。“摄影跟其他艺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记录那一刻。”不过，比起布列松，他更欣赏安德列·柯特兹的《我爱巴黎》，“里面的人情冷暖很感人”。但如果要他选择一张最感动的，则是尤金·史密斯的《智子与母亲》，“那张照片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早期阮义忠对摄影知识的积累，主要来自杂志，例如瑞士的《C A M -ERA》、美国的《A perture》、《A m ericanPhotography》和日本的一些杂志。当时他几乎半个月的薪水都用来买这些杂志。因为看不懂里面的英文，便由太太用录音机录下翻译，他边听边做记录。之后他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写成了影响华人世界的《当代摄影大师》。

这几年，他经常去台北重庆南路的“天龙图书”书店，为的是买大陆书，“书是了解大陆的最好渠道。”阮义忠平日不怎么看报，在他看来，是即时的消费，而书籍具有时间积累的厚度。另一个原因是，相较于政经类信息，他更关心大陆文艺界的状况，“我想要看到大陆人的精神状况”。他热情地给介绍吴国桢的《中国的传统》：“太棒了！把中国的传统讲得那么接近生活。”近些日子，阮义忠读得最多的是大陆的杂志，《生活月刊》和《书城》。“《生活月刊》把中国传统的九大要素集合在一起，‘天地人真善美诗礼乐’。而且他们那么尊重摄影。”

每天天还没亮，他坐在阳台上，边听黑胶唱片，边读《书城》中陈家琪的《上帝的语言与人类的言语》，“简直就是我的精神粮食”。

（：邵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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