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一种写作困境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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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七年之前的那部《兄弟》一样，《第七天》问世后，也引发了一场类似于地震式的强烈争议。无论是文学界的专家，还是普通读者，面对《第七天》，迅速分化为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力挺者誉之为余华一部尖锐洞穿现实的佳作，吐槽者则认为小说不过是各种社会负面串烧的结果。更进一步，在很多作家批评家之间，还因此而引发了一场文学作品究竟应不应该表现现实生活的大讨论。目前，这场讨论也还在进行过程之中，尚未有能够为公众所认可的最后结论得出。又或者，类似于这样的讨论本就不会有终极的结论得出。只要对垒双方能够把各自的观点立场充分地阐述表达清楚，也就达到了谈论的目的。

简单地否定《第七天》，当然毫无道理。但与此同时，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来说，在余华的写作历程中，《第七天》的思想艺术成就不仅难以望曾经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项背，而且较之于七年前的那部《兄弟》，恐怕也有所不及。这里，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所谓小说过多地征引了当下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作品与事件有关，作品过于贴近现实。作品贴近现实并没有错，关键在于作家究竟是何种写作心态、以何种艺术方式去关注、表现现实。

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作品的主人公名叫杨飞，故事开始时，杨飞已经是一个因饭店爆炸而死于非命的亡灵。小说借助于亡灵相对自由的存在方式，讲述了几个不无凄惨的故事：杨飞与前妻李青之间的爱情悲剧、杨飞与养父杨金彪之间的亲情故事、鼠妹和伍超之间的情感悲剧。《第七天》确写到了当下时代许多不幸的社会事件，比如强拆、火灾、弃婴、车祸、卖肾等等。这些都是近年来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能够关注表现这些问题，说明余华关注底层民生的情怀依旧，这一点当然值得充分肯定。不仅如此，余华在小说中意欲达到的批判性主题含蕴也值得肯定。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说： 死无葬身之地 。把小说的亡灵叙事与那些凄惨的人生故事以及这句带有谶言意味的结语结合在一起，作家对于当下现实带有强烈否定性的批判性主题含蕴，自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小说中所描写着的这些普通民众来说，不仅不能够好好活着，而且死了以后居然也 死无葬身之地 ！《第七天》的一位竭力辩护者之所以强调小说充分地凸显出了余华冒犯现实的写作勇气，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

然而，在充分肯定余华冒犯社会现实的批判勇气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确意识到，对于一位如同余华这样中国文坛一流的作家来说，仅有批判的勇气肯定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是否真正实现了一种艺术的批判。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七天》就无法令人满意。问题的关键，恐怕就在于余华小说结构的不成功。尽管既往的创作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余华实际上是一位结构能力非常突出的作家，但这却并不意味着《第七天》的艺术结构会同样成功。因为缺少了一种合理的艺术结构，所以你就不难发现，作家所讲述的那些凄惨故事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的离散状态之中，并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细读作品，就可以强烈地感觉到，杨飞与李青的故事，杨飞与杨金彪的故事，鼠妹与伍超的故事，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无法被剥离的紧密联系，而是始终处于一种油是油、水是水的状态之中。打个比方，这些故事正如同散落在地的一堆珠子，余华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绳子把它们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串结结实实的项链。我们之所以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如同面对一部流浪汉小说的感觉，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杨飞，就像一位四处晃荡的流浪汉一样，遇上一个人物就停下来讲述这个人物的故事，有一种强烈的随遇而安的感觉。艺术结构的合理与否，是衡量一部长篇小说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就此而言，《第七天》艺术缺陷的存在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缺少了一种合理的整一艺术结构，所以余华的《第七天》就更多地停留在了社会现象的表层，未能够透过现象层面，把现象背后那些更为内在深层的生活本质鞭辟有力地揭示出来。

结构之外，是作家故事情节设计的可信度问题。比如说杨飞与李青之间的爱情故事，李青为什么会喜欢杨飞？李青为什么会成为那个腐败高官的情妇？以及李青放弃杨飞选择那位成功男士，都显得过于轻而易举，带有突出的 传奇化 色彩。再比如杨飞与杨金彪之间的父子深情固然感人，但其感人程度与余华自己曾经的《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亲情描写相比，就有点小巫见大巫的感觉了。不仅如此，诸如杨飞生母的火车厕所生子然后漏下遗失、杨金彪的铁路拾孤这样一些情节设计， 传奇化 的色彩同样非常鲜明。故事情节的过于 传奇化 ，所带来的就是小说的可信度问题。可信度问题的出现，自然也就意味着余华的《第七天》缺乏必要的艺术说服力。作品之所以会遭到那么多的普通读者吐糟，这方面的原因显然不容忽视。与情节设计的可信度密切相关，余华在人物形象本应具有的人性深度的挖掘表现方面，也留下了不应有的遗憾。余华不是不具备呈现人物丰厚人性内涵的艺术能力，但或许是因为《第七天》的写作过于急就章未能真正沉潜下去的缘故，小说中的那些人物都显得过于单薄，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杨飞也罢、杨金彪也罢，这些形象，与余华此前《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具有丰厚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相比较，均有过于肤浅之感。

虽然说余华一直在努力写出当下时代人们一种普遍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但实际的情形却是，通过《第七天》的写作，证明的反倒是余华自己一种写作困境的存在。当然，任何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都不可能没有败笔，不可能篇篇都是精品。写作过程中的艺术失败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作家自己能否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对之做出深入的自我反省。我们所寄希望于余华的就是，不再满足于对于社会现实进行浮光掠影的猎奇式书写，而是真正地沉潜到生活的深处，悉心体会把握急遽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早日实现一种思想艺术上的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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