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纸质图书面临生存危机

菲利普·米洛特（Philippe Millot）设计的《艺术是阿尔普》（Art is Arp）

伊索尔（Isol）设计的《鸭子很有用》（Its Useful to Have A Duck）

电子书籍、便携式移动阅读终端的快速发展，使纸质图书面临生存危机。传统纸质书如何通过发掘其媒体特性而获得新生？书籍设计师作出了艺术化、小众化的尝试，也试图从传统中寻找灵感。这或许是书籍设计最好的时代，但设计师同样需要保持警醒，勿让“最美的书”变成“最愚蠢设计”。

“书籍垒起我们的文化身份。它们体现了幻想、创造、知识和直觉，这些特性没有在岁月变迁中被数字化的潮流所磨灭，甚至愈加明显。” 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前主席乌塔·施耐德（Uta Schneider）如是说。随着电子书籍、便携式移动阅读终端的快速发展，书籍设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

据统计，美国市场2012年售出的书 0%是电子书。在欧洲的出版中心德国，电子书的销售量不断上升，据“世界最美的书”评委斯特芬妮·舍莱斯（Stefanie Schelleis）估计，“将来电子书和纸质书的比例可能是80%和20%。”在中国，目前电子书似乎暂时还没有对纸质书造成冲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透露，2012年中国580家出版社的销售收入等于7 0亿元人民币，其中出版社电子书的销售没有超过5亿元。但终有一天，中国也将面临和美国、德国相似的境遇。

“如何才能根据书媒体的特性最好地发挥优点？”乌塔·施耐德相信，在媒体不断细分，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传统纸质书完全可以发掘其媒体特性而获得新生，“有人摈弃网络下载而选择购买图书，就是特别珍视书本持握在手的感觉。于是读者对设计、装帧与质量的要求较以往更为苛刻。”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书籍设计”逐渐成为一个关键词。时至今日，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年度书籍装帧展览都会选评出当年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或许是最受国际关注的一个奖项。每年，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最美的书”将在这里角逐全球桂冠。在中国，“最美的书”评选也已举办十个年头，11月15、16日，来自全球的 0位书籍设计名家参与了上海国际书籍设计家论坛。论坛结束后，最新一期“中国最美的书”名单火热出炉。而在不久后的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览也将在深圳举行。

“有了电子阅读的参照物，书更能找准自己的定位。”书籍设计师刘晓翔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小众化和艺术化是纸质书未来的发展方向，“书是一个柔性的雕塑，随着翻动，改变的是时间、空间。”

“也许它们会被取代，但一定有特定种类的书籍会留存下来。”加拿大Feed工作室的设计师阿努克·佩内尔（Anouk Pennel）告诉《艺术评论》，他希望书籍设计能给予读者更多欢乐，“你可以呈现一些阅读器不能呈现的有趣东西。”

这并不是图书出版业最好的时代，图书设计师们却似乎正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在这个新媒体横冲直撞的时代，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迎接数字化的挑战，扞卫纸质书的地位，也为书籍开辟出新的境界。

他们的尝试正是对于施耐德问题的应答，或许不是唯一的、最终的，但依然是值得为之努力的。

“书籍设计”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相继传入我国，书籍设计的实践始终与其相伴相生。上世纪20年代，鲁迅身体力行将现代彩色图案应用于封面设计。《呐喊》的书籍设计就是他亲手完成的。封面上用红色做底色，在黑色的长方形中有反阴的书名，暗含“在铁屋中呐喊”的寓意，大面积的红色象征着革命的烈火，反映出鲁迅洗练的文笔，静雅的风格。

而今的设计师将鲁迅视为中国书籍设计的先行者与奠基人。书籍内容和其视觉效果的完美融合同样是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书籍设计是“一系列完整的系统工程”，当代中国的书籍设计家吕敬人认为，“设计者应与编着者、出版人、责任编辑、印艺者、发行者，在选题策划落实的过程中共同探讨文本传达的阅读形态。”

吕敬人提出“书籍设计”应当包含装帧设计、编排设计和编辑设计三个层次，这被许多当代的书籍设计师引用和转述。在吕敬人看来，人们对于书籍设计的传统理解仅限于装帧设计，大部分书的设计确实也仅限于此：“如哲学、文学这一类以文字为主体性传达的书，或受时间或成本制约的书，有时出版社只提出做书衣的委托，那装帧设计的层次就够了。”另一方面，编辑设计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一本书稿全方位提出编辑设计的思路，并对全书的视觉化阅读架构进行全方位的设计思想的介入”。这意味着，书籍设计并不仅仅是给书一张书皮，更需要赋予书籍一种个性化的视觉形式，甚至可能影响到出版社对该书的定位。这是对行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反思，鼓励设计师从全局角度去考虑问题。

于是，每一个参加书籍设计展览、竞赛的图书不再是一两幅直截了当的平面形象，在很多设计师眼中，它们类似于一种雕塑、建筑、舞美的艺术，它们的背后往往还有思考与探讨、妥协与坚持的故事。

吕敬人常常喜欢举出《怀珠雅集》的例子，当初出版社打算推出一本介绍藏书票的画册，但是吕敬人意识到，现在人们对于藏书票了解甚少，正好可以借这样的机会全方位展现藏书票的底蕴内涵。他重新组织了编辑班子，挑选人文学者写下与藏书票的缘分，做成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图书。因为成本上升，书籍价格翻了一倍，却依然卖得脱销，成为人们愿意珍藏的一本书。

11月14日至20日，“中国最美的书”历届获奖作品展在上海图书馆举行，设计师站在各自作品的展台前，对每一本书都可以这样娓娓道来。

创立于200 年的“中国最美的书”奖项至今已度过了10年岁月，迄今已评出“中国最美的书”208种，其中获“世界最美的书”奖项的有11种，其中《梅兰芳（藏）戏剧史料图画集》荣获2004年度“世界最美的书”唯一金奖。“中国最美的书”评选这几年也成为中国图书设计师与世界同行交流的平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书籍艺术系主任余秉楠上世纪50年代曾在德国莱比锡平面设计与书籍艺术大学留学。在他看来，全球各国的书籍设计在追求质量的同时也各有特色：德国的印刷字体占有领先地位，美国书籍的商业味较浓重，英国和法国的平装本享有盛名，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插画传统：19世纪末一些出版社竞相邀请最着名的画家、雕塑家为书籍画插图，其中翘楚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图卢思·劳特雷克，1899年他为《自然史》配画插图，除此以外，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家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时至今日，古典主义和构成主义依然是书籍设计的两大重要方式，前者多见于文学等门类书籍中，后者多见于艺术类书籍和青少年读物。而在书籍形式方面，总体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是大量的平装本、普及本的流通；其二则是书籍向艺术化、收藏品化发展，比如日本有很多非常名贵作为“室内摆设品”的豪华本。

近年来，中国书籍设计和国外交流越来越频繁，不过“中外设计依然有阶段性差异”。“我们大约处于欧洲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六七十年代，韩国的八九十年代。最终会越来越相近。”书籍设计师刘晓翔在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表示，他同时补充说，“这种相近不是没有个性，（而是）一定会带有自己的母语文化特点。”

在关注欧美书籍设计发展的同时，许多中国书籍设计师同样关注东洋邻邦日本的动静。“我们和日本有大致相同的文字系统。日本使东方文化最早纳入世界体系，从中我们也看到东方文化的可能性。”刘晓翔表示，“我们可以从日本学习。既有汉字的美，也有西方文化的逻辑和秩序。”

从传统中寻找灵感

“我喜欢东方的书，比较含蓄的。”当被问及喜欢的设计类型时，吕敬人如是告诉《艺术评论》，他补充说，东方并不等于复古，“我的东西里头，有很多现代的感受。”

如何将中式的传统和西式的现代联系在一起，这或许是所有书籍设计者，乃至所有创造者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现代书籍都是西式印刷和装订方式的产物。而事实上，中国的书籍在此之前同样有悠久的历史。从广义的书籍而言，书籍的材质在纸张被发明和应用之前，经历了绳子、竹木、兽皮、陶、土、石、甲骨等材质的不断变迁。其中，以竹木为材料的简策书在书籍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据文献记载，简策书的使用时间大约从殷商时期起，直到东晋末年才逐渐被纸张书代替，对我国书籍形制影响巨大。与书籍有关的字“籍”、“篇”、“册”、“尺牍”、“书札”、“书卷”、“汗青”等词源都与简策书有关。另外，随着丝织技术的发展，体积小、分量轻，方便加绘插图的帛书同样很受欢迎，只是丝帛材料珍贵，难以普及。

书籍材质的历史首先向世人表明纸张并非永恒的文字载体，其次，当今设计师也常常会愿意借鉴传统，探索书籍设计的可能性。

“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这些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形式，直到今天还是设计师的灵感源泉。”河北设计师张志伟表示，“（注入）新的书籍内容，结合新的印装材料和工艺，古老形式历久弥新。”江苏设计师周晨设计了不少江南文化类的图书，他非常注重对于传统文化元素、相关设计符号的运用，在设计《泰州城脉》时，他多次前往当地，并在泰州望海楼找到了书中重要的设计符号 古城地图和老城砖。[NextPage]

朱赢椿设计的《平如美棠：我们的故事》和刘晓翔和高文设计的《离骚》

张志奇设计的《组织学图谱》和马修·莱因哈特设计的立体书

中国古代书籍设计追求“雅致”，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应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孙庆增所倡导的是指书籍设计中不能片面追求形式的华美，更重要的是书籍应有文化的书香之气。

近年来，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国书籍设计师不断尝试将对于传统审美的理解融入当代书籍设计之中，甚至于从水墨画的审美旨趣中寻找灵感。

“墨分五色”是水墨画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意将墨破分为多层次的浓淡不同的黑色。书籍设计师任四四认为，在书籍设计中，色彩固然重要，但色彩并不意味着运用五颜六色，“学会运用黑色的表达语言，设计语言更具个性，同时也是提升书籍设计格调的重要手段。”

“我们一些图书设计的民族化元素往往表现得喧哗而肤浅，”袁银昌认为，在从民族、传统中寻找养料的同时，设计师也应当避免一些误区，“我们不能仅仅把民族元素作为一种装饰去随意拼贴。怎样把民族元素融入这样的表现，我想除了设计师自身的素养功力外，对民族文化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小众化的实践

“我们现在的所谓小众出版就是明天的大众出版，假如它存活下来的话。”台湾书籍设计家、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动画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王行恭在上海国际书籍设计家论坛向众人介绍了国内外小众出版的实践。“所有的书你不管用什么手段去做，同质性很强，只有小众出版，他可以突出个性。”王行恭相信，凭借“那突出个性”，“才能在这个普遍数位化的时代里面存活下来”。

“小众出版”也成为论坛期间多位书籍设计师纷纷提及的关键词。设计师刘晓翔告诉《艺术评论》：“国外很多大出版社有不景气的感觉，但是一些小众出版 比如只印几百本甚至几十本的艺术书籍 反而非常火爆。”他相信，“纸质书早晚会回来。回来之后，很可能就是小众化的，个性的。”

尽管“出版环境”不同，国内的书籍设计领域也有不少小众化的设计实践。

资深的书籍设计师速泰熙对同行朱赢椿的《设计诗》赞不绝口，因为“这本诗集不仅是写出来的，更是设计出来的”。从设计角度来看，这是一本“文字设计大观”。利用字体、字号、字距、行距、字的方向、清晰度、不透明度的变化，甚至加入运动线、速度线，让刻板的文字变得表情丰富。它们还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排成各种“文字图形”表现诗的意境，“给诗歌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觉趣味乃至视觉震撼。”

朱赢椿还曾经做过一本叫做《蚁呓》的图书，封面上只有5只蚂蚁，全书80%内容印了一只小蚂蚁，总共仅2000字。这本书至今已经卖出了5万册。同样是朱赢椿参与设计的《平如美棠》一年不到已经发行超过9万册。“我们去年又做了一本书，非常贵，480元（《空度》）。我做了一个实验。它没有字。它只有一条船。讲一条河的一天。从早晨，到中午，到晚上。第一页是很黑的，什么都看不到。逐渐变亮。这本书是针对小众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印了1000本。觉得没办法卖。实验以后，我们发现，成果非常好。在网上预订，已经订了700多本。”

接连收获设计界的荣誉和市场的肯定，让朱赢椿尝到了甜头：“从这里面，我们发现，在中国，尽管我们不能称为独立出版，但是同样可以做一些这种方向的图书。”

朱赢椿坦陈现在越来越少参与设计那种全是文字的图书，更倾向于具有概念性、先锋性、实验性的设计，“我更希望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让书在电子屏幕上给读者的感觉不如在纸上的感觉。”

朱赢椿的不少作品都是自己包办文字、图像和设计，而作为书籍出版产业中的一环，大部分设计师还没有这种主导自己创作的能力。

中国的人口基数如此庞大，许多设计师相信，即便是小众的、先锋的尝试，只要是真诚而努力的，一定能拥有自己的支持者。除此以外，传统书籍也不乏支持者和守护者。

“有一群坚定的读书人，依然对纸质书充满兴趣。”周晨提及，中国目前有一群非常坚定的购买纸质书的人群。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孔夫子等旧书类网站上，经常有一些名家的纸质书，做得非常好的毛边本，往往可以卖到数千元。或许，就像一些设计师所预测的，真正精致、典雅的书籍留存下来，未来可以成为收藏品。

“客户唯上”和“艺术唯尊”

设计师曹琦认为，一直以来就有两种绝对的观点伴随着设计：“客户唯上”和“艺术唯尊”。这同样是书籍设计绕不开的问题。

知名学者易中天在上海国际书籍设计家论坛上以作者和读者的身份提出的几点意见值得设计师时刻保持警醒。易中天建议明年的“中国最美的书”评选期间同时设置一个“最愚蠢设计”奖项，颁发给“花了很多功夫，花了很大成本，大家都说不好的书”，他坦言，“我很害怕他（设计者）为了自己横溢的才华害惨了读者。”

辽宁设计师张志奇设计的《组织学图谱》曾经获得2012年的“中国最美的书”称号，他和该书作者的一点相左意见或许可以一觑以上所述的问题。

该书是一本医学类的工具书，张志奇却对其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封面先是将一张纸向内折叠，在纸张不同的折面上，模切出位置一致但形态不一的切片组织图形。将封面粘上后，彼此层叠展现出形似一层层组织切片的三维空间。最后，我大胆放弃了在封面上印刷书名，多留一份想象空间给读者。”

最终的效果是，不光封面别出心裁，连内文中大量的医学图片都仿佛有了艺术气息。不过，设计师的这份苦心却并不为书籍作者所理解，当编辑将印制完成的书籍交到作者手中时，作者非常不满意，“要求撕掉现在的封面并替换一个铜版纸覆光膜的封面。无奈之下只得把提供给作者的小部分图书换成他要的样子。”

吕敬人也曾遇到过类似问题，他对自己所设计的一套关于茶文化的书非常满意，一次特意去上海书城购买，遍寻不着，最后售货员帮其在角落柜子里翻到了这套书，递给他时，还嘟哝了一句，“这本书，还有人买啊。”让他颇为郁闷，甚至感叹：一本精心设计的图书居然因为封面过于朴素而遭到冷遇，大众审美亟须提高。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不少“中国最美的书”获得者身上。有些书因为文字量过少、封面文字过小、成本过高等问题，遭到读者不理解，甚至有读者感叹：简直就是浪费纸张。而每年获奖书籍，除了一些少量发行的艺术类书籍以外，也有《嘉那·道丹松曲帕旺及嘉那嘛呢文化概论》这类专业性颇强的书籍。有些书甚至在上海图书馆也查询不到，更不要说出现在普通读者视野内。

或许，与其说“中国最美的书”是影响书籍设计的革新，毋宁说它依然是圈子内的一种实验，离真正广大的读者依然遥远。与此同时的另一个问题，是“冲奖书”以外的其他大部分书籍依然存在粗制滥造的现象。

“我们每年出版约15万种新书，但我们只重视少数 尖子书 、得奖书，绝大部分流通中的图书设计平平，”祝君波感叹，“这和国际上形成了巨大反差。”

资深书籍设计师袁银昌的想法与其不谋而合：“纵观国内的书籍设计，如果把它比作一座金字塔，塔尖部分已经有了些许光辉，但塔基部分则良莠不齐。”他举出一个多年前亲身见到的例子，自己在作家朋友家遇到他一脸痛苦地撕去自己新作的封面，“但见此封面艳俗不堪，一如当时所谓地摊书。朋友说， 我撕后换上一张白纸，手写一条书名即可。 ”

事实上，很多书籍设计师依然在体制内生存，供职于各大出版机构，他们也许每年都需要完成数百本图书的相关设计工作。供职于江苏科技出版社的赵清坦陈，他们美编室有4个人，每年要设计近1000个封面。而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余，来自各方面的不解和压力更是他们发挥创意、创新的主要阻力。

来自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刘运来坦陈，作为基层美编，自己只能在繁重工作、指派任务之余，每年做两三个自己的想做的设计，不是朋友的书，就是小学生的书，只有在这类书上，才有可能发挥创意。

“如果我们倒退十年，可能还没有书籍设计，只有装帧设计。所以书籍设计在理念上已经越来越和国际上书籍潮流合拍。”刘晓翔告诉《艺术评论》，“在设计已经不是问题的情况下，大家自然会感受到设计的价值。在它依然被怀疑的环境下，设计师的生存也面临压力。”

“一般人不知道书籍设计有多么重要，”乌塔说，“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大家明白书籍设计看不见的部分。”

或许这正是“最美的书”这类书籍设计奖项所需要做的事情，为书籍设计树立标杆，也让人们明白设计的重要性。

市场、体制对于设计的认同或许依然是困扰设计师最大的问题，然而，设计师在不断主张设计重要性的同时，也需要时刻保持警醒。因为设计毕竟不仅是个人才华的表达而已，更需要面对大众。当设计师开始尝试以整体的视角审视图书的设计出版，他们也需要更深厚的内涵来武装自己，否则，只能落得“最自负而愚蠢的设计”。

“书籍设计都是为阅读书籍和领会书籍内容服务的。”乌塔·施奈德相信，“设计者虽然要从审美的角度进行构思来确定书籍的外观，但他们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使书籍看起来更美观，而是为了使内容的传达更准确。”

最美的书，不一定就能成为最好的书。书籍的未来不仅仅是设计的问题和审美的问题，同样关乎社会、思想、体制和系统。面对书籍的未来，或许设计师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他们也许只能提供纸质书的一种可能性，但参差多态的表述，彼此宽容的态度，更是社会幸福的本源。

（编辑：刘颖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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